防范化解市域重大矛盾风险，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目标和重要任务。中央政法委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分解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体制现代化”“防范化解‘五类风险’”“发挥‘五治’作用”11个试点项目，推动全国416个试点地区既全面建、又重点创，聚力创新攻坚。其中认领“防范化解社会矛盾风险”项目的试点地区最多，达到了130个。 8月下旬，经中央政法委批准，第四次、第五次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创新研讨班先后在江苏南通市、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召开。研讨班的主题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风险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第六次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交流会部署要求，交流各地在试点工作中“防范化解社会矛盾风险”的经验做法。 认领该项目的130个试点地区党委政法委负责同志和各省级党委政法委分管同志，分南北两个片区参加交流研讨，相互借鉴、相互砥砺、相互启发，进一步深化理论认识、开拓工作思路、推动成果转化，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建设注入新活力，共同以市域安全稳定迎接、服务、保障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在世纪疫情与百年变局叠加之下，当前社会矛盾风险不仅面广量大、多发易发，而且关联性、复杂性、易燃性、隐蔽性在增强。各试点地区树牢底线思维，坚持“全周期防控”理念，把握社会矛盾风险产生、发展规律，构建事前防范预警、事中化解处置、事后回访督导的全过程纠纷化解体系，坚决防止“调解过”就是“化解完”的麻痹思想，最大限度做到发现在早、处置在小、案结事了心安。 以容易诱发“民转刑”命案的婚姻家庭矛盾为例，受“家丑不可外扬”“清官难断家务事”思想影响，此类矛盾纠纷不易被发现，不易被化解。为破解发现难问题，云南省曲靖市采取“一线排查+部门收集”的方式，一方面由村居干部、妇联干部、社区民警等牵头带队，组织网格员、楼栋长、调解员、志愿者等力量12万余人，深入居民家庭、出租房屋、企事业单位生活区入户走访排查，一方面由法院、公安、民政、司法、卫健、妇联、信访等7个部门通过案件审理、接处警、离婚办理、纠纷调解、医疗救治、热线接听等，及时收集当事人关系紧张、扬言报复、威胁恐吓、家暴性侵等可能引发重大问题的纠纷信息，通过双管齐下做到对200万余户家庭排查全覆盖、无死角。 为破解预警难问题，贵州省铜仁市健全预防预警举措，每日流转邻里家庭矛盾纠纷，联动民政、妇联、公安、法院、司法等单位，准确掌握邻里之间、家庭内部有暴力倾向、生活失意、心态失衡、矛盾突出或可能引发暴力冲突的各类矛盾风险，建立台账，动态监管。广西梧州市秉承“以防为先、以防为主、以防为要”的工作理念，有温度、有热度、有深度守护好“家”的港湾。市妇联牵头在全市乡镇街道建立“吾爱梧家”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通过“望”“问”“聊”排查婚姻家庭矛盾纠纷，构建心理咨询服务平台，“线上+线下”全天候为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婆媳关系紧张的家庭提供心理解压服务，有效化解4起扬言要杀害家人或自杀的家庭矛盾纠纷。 为破解调处难问题，山西省晋城市深化分级预警处置机制，在县乡村三级妇联组织、各律师事务所、各级法院家事法庭分别建立维家调解站、维和调解站、维权调解站，强化日常调解；相关部门落实“登记、危险评估、分级处理、结案存档、跟踪回访”五个步骤，完善个案管理流程，动态推动问题解决；扩大“妇联组织+老干部+心理志愿者+律师”调解队伍，通过信访接待、法律援助、人民调解、心理疏导，多渠道共同发力，全方位化解矛盾。 为防止问题反弹，云南省文山州聚焦家庭融洽度、婚姻稳固度、社会和谐度，对调处化解后的婚姻家庭矛盾纠纷实行动态回访，把走访排查、法律咨询、警情受理、案件审理、离婚办理等渠道发现的婚姻家庭矛盾纠纷全口径纳入回访对象，区分婚变、家暴、酗酒、财产等不同纠纷类型，分类制定回访策略，在常态化回访中开展情感修复、法治宣传、法律援助，全市家事诉讼案件调撤率达70%以上。 为源头减少矛盾纠纷，安徽省安庆市充分挖掘传统文化中“谦和礼让、知进退”内涵，打造新时代“六尺巷工作法”：争一争，生纠纷，你争我争，伤情伤身；让一让，六尺巷，你让我让，心明眼亮。全市建立“六尺巷”调解工作室千余个，积极弘扬传统文化，促进时代新风，增进邻里家庭和谐，营造向上向善的社会氛围。 能否将重大社会矛盾终结在市域，严防激化、外溢、上行，是检验市域社会治理成效的最直观、最基本、最重要标准。市域是矛盾风险的产生地、集聚地，一旦应对不当、处置不力，单个风险可能演变为系统风险，局部风险可能演变为全局风险，经济社会领域的风险可能向政治领域传导。各试点地区充分发挥市域治理半径较优、资源统筹余地较大、法治手段较多的优势，聚合多种治理方法，千方百计阻断矛盾风险。 “四下基层”工作法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宁德任地委书记时首创并大力实践的群众工作法，为市域防范化解各类矛盾风险提供了科学指引：一是信访接待下基层，促进矛盾纠纷源头化解，有效解民困；二是现场办公下基层，推动向下主动服务、主动作为，有效护民利；三是调查研究下基层，扎实摸透基层实际情况，有效察民情；四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使之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有效促民行。 以人民为中心，以强基为导向，各试点地区坚持维稳与维权相统一、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综合施策，标本兼治。重庆市石柱县将村(社区)贵和工作室打造成“矛盾终结地”，坚持“和为贵、贵在和”“民为先、情为民、法为底”,全县矛盾纠纷村级就地化解率达99.6%。湖南省湘西州在村（社区）推行“三会一奖”基层治理模式，通过议事会立规、理事会聚力、乡贤会储能、积分奖扬德，推动民事民调、民事民管、民事民议。四川省阿坝州针对自然资源权属纷争，依法开展“三山一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工作，建强207个草山药山“临时党支部”，推行“网格化+联户长”“牧区流动网格”等服务管理模式。青海省海东市为服务管理好18万海东籍拉面人，在全国设置有46个拉面经济服务办事处，定片区、定目标、定责任人，对外出务工人员落实谈心谈话、动态掌握、帮扶解困、信息报送、教育疏导举措。 办法总比困难多，各试点地区结合实际创新探索，努力将“问题清单”转化为群众的“满意清单”。湖南省株洲市探索“物业接单、小区吹哨、部门报到”机制，梳理业主“需求清单”53项、物业“任务清单”66项、部门“责任清单”136项，整合住建、城管、民政、应急等多部门力量下沉小区联合执法、现场办公，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陕西省宝鸡市通过实施老旧小区改造、明确管理主体、落实物业服务“三步工作法”，推动“三无”小区彻底改观。吉林省四平市聚焦物业乱收费、服务不达标等问题，首创“五星分类、五级收费”模式，对104个物业小区进行等级评定，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物业小区交叉暗访，实现服务质量、业主满意度双提升，集体访投诉减少90%。河南省开封市成立物业管理矛盾纠纷“诉前和解中心”，市住建局、市中级人民法院、市物业管理协会三方参与，以前案件起诉到法院至少两个月才能裁定，现在到“诉求和解中心”当日就可能解决。 针对突出矛盾纠纷，各试点地区靶向发力、对症开方、精准拆弹。北京市门头沟区为防范化解欠薪顽疾，建立完善劳动保障“234”机制，聚焦建筑、保安两个重点行业，压实属地、企业、部门三方责任，搭建研判会商、联防联控、应急处置、联合惩戒四个平台。儋州市服务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积极防范农民工讨薪维权风险，落实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和工资保证金兜底保障制度，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联合担保承诺，加强银行和主管部门动态监督，确保工资如实发放到农民工个人账户。四川省遂宁市从源头防范化解农村土地流转风险，严把业主审核关、项目审查关、适度规模经营关、合同规范签订关“四个关口”，实现此类风险减存量、控增量、防变量。宁夏石嘴山市建立完善医患矛盾受理、立案、专家评定、依法调解、保险理赔和重大案件的协调会商机制，依法破解“医闹”上访难题。 法治是破解社会治理难点痛点的最优方式。各试点地区坚持法治引领、诉求分流的工作导向，进一步厘清信访、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的边界，聚力解决法治支撑不清晰不健全问题。新疆阿勒泰地区推进立法补短板，紧盯牧民过度放牧造成的草场纠纷问题，提交《萨吾尔山草原牧场使用管理条例》立法建议，修订完善《阿勒泰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有针对性地梳理法律法规、政策依据33个，确保调处矛盾有法可依。新疆兵团第六师五家渠市把普法教育贯穿于调解工作的始终，做到事前讲法、事中明法、事后析法，把每一次调解都当成普法教育课，形成“调解一案、教育一片、普法一方”的良好效果。陕西省延安市推行“法官说法”制度，将政法干警和农业农村、市场监管、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行政执法人员吸纳为“说法法官”，将法律手段与道德约束、村规民约有机结合，做到源头预防和依法调解并重。浙江省杭州市在推进老旧住宅加装电梯工作中，加强法治建设和制度供给，使加梯决策及申请、电梯施工及使用、纠纷化解及处理都一直在法治轨道上进行，2021年出台了《杭州市老旧小区住宅加装电梯管理办法》，当年7月召开了新政出台后的首场“加梯听证会”，成功推动搁置四年之久的加梯项目落地实施。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社会各方的共同事业，必须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推动形成多元主体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协同共进的生动局面。各试点地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探索创造更多发动群众、服务群众的途径和办法，更好地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预防在萌芽状态。 点燃“红色引擎”，激活“红色细胞”，做优“红色服务”。江西省南昌市坚持把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基层社会治理效能，以党组织为纽带有机联结各类治理主体，指导124个物业企业（网点）、268个业委会建立了党组织（党小组），建立健全社区党组织、物业企业党组织成员“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制度，组建6万多名在职党员志愿服务队、“红色管家”志愿服务队等各类志愿服务力量，以757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为主阵地，主动了解居民诉求，合力解决小区难题。 有效激发多方主体参与矛盾纠纷化解的内生动力。吉林省白城市把公安辅警、退役军人服务专干、人民调解员三方工作“责权集于一身”，增薪赋能，通过经济杠杆、以奖代酬，调动辅警想事、干事、干成事的热情。甘肃省天水市实行机关单位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双报到”，全市13.3万名党员到小区、村党支部报到并认领岗位，加强社区党建联建。重庆市大渡口区挂牌成立1个区级“莎姐”调解中心、43个镇街（部门）“莎姐”调解室、188个村（社区）“莎姐”和议厅和村民（居民）议事会，发动近万名法律工作者、社区民警、退休干部、新乡贤等组建“莎姐”平安志愿者队伍。广东省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县打造“瑶老”调解员队伍，发挥他们“会讲本地话、了解本地事、掌握本地情、知晓本地俗”的优势，履行好“五小”职责（调解家庭邻里小纠纷、兴办农村小公益、纠正群众小陋习、提出工作小建议、履行自治小职能）。西藏山南市引导“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推选出“树立新风、教化乡民、孝贤友善、爱乡睦邻、创业富农”五类乡贤人士，以乡贤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涵养文明、推动发展。 共商共议共绘“同心圆”。湖北省咸宁市聚焦人才支撑，建立由60多名法律、心理、医学、金融、保险等领域专业人才组成的调解专家库，为疑难纠纷的调解提供专业支持和法律支撑，形成“专职调解员+特邀律师调解员+法官指导员+专家咨询员”综合型调解队伍。江西省景德镇市从“解决社会资源、社会组织、社会服务”三要素入手，盘活有效资源，持续保持“民转刑”案零发生。全市打造社会组织孵化基地22个，培育发展各类社会组织629个，成员20.5万人，有效承接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求。其中“小蜜蜂”志愿者协会与12家快递平台共建，组织起600余名外卖小哥，探索出“快递小哥吹哨、综治中心响应、部门单位报到”治理新模式。 2020年3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期间，专程到湖州市安吉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视察指导并作出重要指示。近年来，各试点地区落实党中央关于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的部署要求，不断健全矛盾纠纷调处综合平台，做到“一站式受理、多部门联动、全链条解决”，使之成为调度资源的主平台、防控风险的主阵地、服务群众的主窗口。 由“多中心”融为“一中心”，把同质化的平台整合起来。江苏省南通市建立县镇两级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统筹整合原综治中心、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信访接待中心、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诉讼服务中心、行政争议调解中心、检察服务中心、社会心理服务中心、法律援助中心等，破解矛盾纠纷排查预警难、解纷渠道较分散、指挥调度不统一等问题。重庆市永川区在区委平安建设领导小组统筹下，将分散在各职能部门的群众接访中心、法律服务中心、行政争议化解中心、劳动维权服务中心、诉调对接中心、遗留问题处置中心等成建制整合进驻区级综治中心，推进基层治理体系重塑。天津市宁河区建立“十位一体”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新平台，设置矛盾调解、诉讼服务、法律援助、劳动仲裁、信访调处、视频接访、信访代办、争议速裁、心理咨询、众和调解等10个功能区块、26个接待窗口，68个区级部门采取常驻、轮驻、随驻等方式入驻办公，实现了群众“多头跑”向“进一门”的转变。福建省龙岩市整合司法资源、行政资源和社会资源，实体建设市级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指挥调度中心，推动矛盾纠纷提前监测预警、精准分流转办、部门协同联动、及时有效化解。 对外接待群众，对内统筹协调，让实战化的机制运转起来。石家庄市县级社会矛盾多元化解中心整合接入人口数据管理、房屋信息管理、信用管理、脱贫攻坚大数据、智慧供热管理、危化品追溯、污染源自动监控、户外焚烧红外监控、河道水库监控、林业草原可视化、山洪灾难检查、政法三维实战等信息化平台，实现社会治理功能统一门户、集成应用。广东省江门市创新“综治中心+信访超市+外送服务”机制，依托“粤平安”社会治理云平台，汇聚网格事件、12345涉群众诉求事项、110非警情纠纷、信访诉求、网络舆情等数据，迅速捕捉基层矛盾纠纷“弱信号”，目前已向属地及市直有关责任部门发送了11份风险预警函。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研发“多多评·码上生活”社区智能综合服务平台，围绕“怎么发现、怎么解决、怎么巩固”，推行“码”上解纷，“积分”赋能。上海市嘉定区搭建城市联勤网格化管理平台，优化热线数据分析展示，推动实现“一屏观全域、一网管全城”，在紧急工单分布图中随机点击一个“小红点”，主责部门、发生地址、联系人、问题描述等立时可见，并同步至属地街镇平台，确保异常情况和风险隐患能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提示。 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让工作闭环全力驱动起来。河北省承德市建立“质、量、度”三位一体的考评机制，从工作总量、工作质效、评价标准三方面综合考评，分析考核结果的变化趋势和分布规律，确定整改方向和重点。沧州市将群众评价、基层评价、上级考评结果作为矛盾风险防控工作重要指标，纳入平安建设目标绩效考核，并同个人职务晋升、评先评优、绩效奖励挂钩。湖北省荆州市采取协同督办、会商督办、提请督办等多种方式开展工作督导，建立“三函两书一挂”制度（任务交办函、风险提示函、综治督导函，追责问责告知书、综治考评告知书，挂牌整治），推动工作落实落地。今年已发出风险提示函26件、综治督导函7件、挂牌督办4个基层单位。四川省广安市完善“一杆子”到底的考评督导体系，多线考核，同向发力，对履职不力引发“民转刑”命案或群体性事件的地区（部门）采取约谈、通报、挂牌督办等方式严肃追责问责，倒逼各级各部门穷尽调解手段、提升调解质效。 第四次和第五次试点创新研讨班，是梳理和推广市域社会治理“防范化解社会矛盾风险”理论与实践成果的重要平台，130个试点地区均提交了具有思想性、创新性、特色性、可复制性的高质量论文。这一交流学习平台，有效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进一步走深走实，更好地发挥市域“前线指挥部”作用。各试点地区充分学习运用研讨成果，从扞卫“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全力防范化解各类社会矛盾风险，努力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以一市一地的安全稳定夯实国家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
